唐朝择官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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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择官记攻略插图

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理仪,十三岁时嫁给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长孙皇后生性节俭,母仪天下。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在后宫立政殿去世,年仅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长孙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长孙氏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二十一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主——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负责节制关东兵马,数年之内,李世民就挥兵扫平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大唐统一大业;唐高祖因之加封他为天策上将,位置在其他诸王公之上。在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擞,所向无敌。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应验了卜卦先生说她“坤载万物”的预言。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滴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这兄妹两人都是那种清廉无私的高洁之人。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是一个娇贵的金技玉叶。将出嫁时,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唐太宗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份。但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出嫁了。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德顺圣皇后。”

唐太宗是怎样选官和用人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其统治被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他成就伟业丰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起用了各种人才,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才观。

一、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惟才是举”是中国历史上用人方面的一个优良传统。唐太宗是继承、发扬这一传统的杰出人物。他曾申明:“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并在实践中努力实行了这一原则。

对于自己的众多的宗亲故交,唐太宗在任用上从不徇私情。襄邑王李神符是他的叔父,虽立有战功,但不善于管理、节制部属,而且腿脚有疾,行动不便,因此太宗不顾其不满,令他去职回家。太宗的另一位叔父李神通是灭隋兴唐的功臣,但在后来作用逐渐减小,所以地位、待遇不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对此他极为不满,公开责问太宗:“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太宗回答:“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安坐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唐太宗的这种公正的分析与处置,使诸将无不折服,“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在另一方面,唐太宗对那些原来反对自己或属于自己敌对营垒,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能捐弃前嫌,委以重任。魏征早年曾参加瓦岗军反隋,后归降唐朝,在太子建成府中任太子洗马,是李建成的心腹谋士,“见太宗与隐太子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后来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诛建成、元吉,迫高祖李渊让位。他平时很看重魏征的才能,但知道魏征曾劝建成图已,就召魏征来责问他说:“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周围人见太宗声色俱厉,都替魏征担心,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作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非常欣赏魏征的风骨,怒容消解,并且格外礼遇魏征,很快擢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多次召魏征入寝宫,询问治国之得失。魏征颇具治国之能,为人亦正直无私。他感激太宗的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之效力,敢言直谏,前后建言二百余事,皆切合时要。后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参掌枢要,协理国事,贡献甚大。唐太宗曾高度赞扬他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人名臣,何以加也。”魏征病死后,太宗“望哭尽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太宗对魏征之重视,于此可见。

唐太宗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君主,能够做到用人不亲私故,不弃仇敌,诚属难能可贵。后人誉之外开明皇帝,是并不为过的。

二、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随才使用。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使国家安定,最根本的问题是选贤任能。近来,我命你举荐贤才,但一直没有见你有所推荐,我将来依靠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愚昧,哪里敢不为陛下尽心?但是我一直没有发现谁有奇异才能。”

太宗说:“以前的圣明之君,使用人才就像是使用器物一样,都是取用当时的人才,也不可能向别的朝代去借。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梦见傅说(商代贤相,相传他原是傅岩从事版筑的奴隶,商王武丁在梦中见到傅说,便派人寻访到他,任他为大臣),遇见吕尚(即姜子牙。传说他在渭水边垂钓,周文王访贤得之,立为太师,后辅佐武王灭商)这样的贤臣,然后再去治理朝政吗?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是被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封德彝被说得满脸羞愧,退了下去。

在这段话里,太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用人原则,即对人不能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要善于发现同时代的身边人的长处,随才使用。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唐太宗迅速选拔了一批文臣武将他们才能各异,特点不同,但能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唐初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非常出色的历史活剧。

唐太宗对自己这些臣下的短长非常清楚。贞观十八年(644),他当着几位重臣的面,评点众人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久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其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他的这些评价,确实公允、中肯。

知人还须善任。太宗对上述大臣的使用,做到了避其短,用其长,堪称恰如其分。例如高士廉公正无私,不结朋党,即以其为吏部尚书;岑文本长于文章,即供职于中书省;杨师道平和忠诚,即以为侍中,随侍左右;刘洎秉性坚贞,热心于公益之事,即授民部尚书;马周任使称意,才堪大任,即破格拔擢,十几年间,由布衣列宰相之班。除此之外,诸如以魏征为谏诤之臣,以李靖职掌军事等等,也都说明了唐太宗用人能够扬长避短,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唐太宗正确的用人政策指导下,贞观时代,人才辈出,保证了政权的稳因故和政治的清明,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同时唐太宗因材选任的用人经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富贵的遗产。

三、用人重实绩,爱护信任,推诚相待。

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的第一名相,被太宗视为“左右手”。史书记载:“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已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太宗即位后,以房玄龄为中书令。论功行赏,又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为第一,不问资历、亲疏,唯一功绩、贡献为标准。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太宗委任房玄龄以重任的同时,又非常关心尚书省的政务。一天,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在指出房玄龄等埋头琐务而忽略求贤之后,为避免左、右仆射为琐事纠缠,太宗下敕规定:尚书省细务,专由左、右丞处理,“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这中间既明确了宰相的主要职责,又从制度上作出规定,反映了太宗用人,不仅倚重信任,而且关心爱护。

贞观后期,太宗在用人问题上仍然有十分可取之处。本来,广开言路、鼓励直谏,都是为了听取有益意见、招揽贤才。可到后来,渐渐被扭曲成为“讦人细事”,甚至成为告密的手段。对此,太宗始终都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贞观十年(636)起,他不断强调:“自今复有为此者,朕以谗人罪之。”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命太子监国,房玄龄留守京师,一切大事皆可独自处理,无须奏请。太宗远离京城后,一天一个男子自称有紧要之事上告,被送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问他告什么,他说我就告你。房玄龄听说告自己,立即将此人通过驿站快速送往太宗行在。太宗问他告谁,他说告房玄龄,太宗二话没说,命将此人就地处决。然后,下诏批评房玄龄:“公何不自信!”到贞观二十年(646),连元老重臣萧禹也向太宗进言,说房玄龄与其他宰相“朋党不忠,执权胶固”,只不过还没有反,所以“陛下不详知。”太宗一面批评萧禹,一面再次表现出自己用人的态度:“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之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唐太宗以房玄龄为股肱之膂,表现了他用人的三项基本态度:不问资历,唯见功绩;既倚重信任,又关心爱护;用则不疑,推诚相待。

《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原文及译文

卷三·论择官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精减官员人数。所以《尚书》说:‘只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时《尚书》还说:‘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诗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子说:‘官员不处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孔子还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入史册,数不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音乐、杂艺等一技之长,超过一般人的,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之人。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诉讼,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这样的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夜里总想着民间的事情,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就是担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抚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躺下都可看看,他们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我住在深宫之中,看不到也听不到远处,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长官实在是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和动乱,特别需要选择得力的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封德彝回答说:“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里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而著称。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言语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实在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打算依照两汉时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这件事就停止了。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过,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不能轻率任用。我现在办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了正直的人,干好事的都得到劝勉;错用了坏人,不干好事的就争相钻营求利。奖赏和功绩相当,没有功劳的就会自动退避;惩罚和罪恶相称,坏人就有所戒惧。由此可知赏罚绝不可以轻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魏徵对答说:“知人善任这件事,从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在考核劳绩、决定贬降还是升迁时,要察看他的善恶。如今想找人才,必须仔细察访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然后才可任用。假如此人不会办事,只是才力不够,还没有什么大害处。错用了坏人,假使他能力强会办事,那为害就太多了。但在乱世只求有才能,可以不管品行。太平时候,必须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人才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选好刺史和县令。县令那么多,不可能都是贤才,如果每个州都能有一个好的刺史,那么整个州就可以安定繁荣了。如果全州的刺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百姓就不用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是精心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打算提拔为将军或宰相的,一定先让他们做一段时间的地方官进行考察,有的从郡州官员升为宰相、司徒或太尉。朝廷千万不要只注意皇帝身边大臣的选拔,而忽视州县两级主要官员的选拔。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恐怕与此有关。”于是太宗对侍臣说:“刺史由我亲自挑选,县令就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左、右丞的人选应当特别精心挑选,上疏说:“臣知道尚书省日理万机,是施政的中枢,这里人员的选用任命,确实很不简单。所以左、右仆射和六部长官好比是天上文昌宫内的众星,左右二丞好像是锁管车辖,这些官员以及下至曹郎,也与上天的星宿相应,如果不能称职,占了位置会引起讥评。我看到近来尚书省承受诏敕后搁下来不迅速执行,文书案卷堆积不及时处理,我虽庸劣无能,也请让我讲一讲这种现象的由来。在贞观初年,没有任命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当时尚书省里公务繁杂,比今天成倍地多,左丞戴胄、右丞魏徵,都办事熟练,公平正直,事情有问题就予以指责,从不回避。陛下对他们又信任爱护,自然能整肃纲纪。各个部门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任人得当的缘故。到杜正伦继任右丞,也能够对下面严格要求。近来之所以纲纪不整,都是由于勋旧亲戚占据了位置,既无才能胜任,又凭功勋倚仗势力互相倾轧。其他官僚,也不能秉公办事,即使想有所振作,又会先因畏惧争吵毁谤而退缩。所以一般事务都由郎中定夺,遇到难事就都向上面请示;尚书也模棱两可,不能决断,有些纠察弹劾的案件应该上奏,也故意拖延,事情虽已弄得很清楚,仍然盘问下属。公文发出去没期限,回复来迟了也不指责,事情一经交办,就拖上成年累月。有的只迎合上边的旨意而不考虑是否和实情相符,有的为了避免嫌疑而不管是否在理。办案的部门只求办成就了事,不追究是非;尚书把逢迎谄媚作为奉公守法,不管对错,互相姑息,有了问题但求掩盖。而且官职应该从众人中选拔有才能的授予,没有才能就不应举荐,官是代上天办事,怎能随便叫人来做?至于亲戚元勋,只能给他们优厚的礼遇,他们有的高年老耄,有的因久病而理智不清,在当前既已做不出贡献,就应让他们休息去安度晚年。让他们长期在位阻碍进用贤能的途径,这是极不恰当的。为纠正这类弊端,应先精心挑选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都用上称职的人,自然纲纪确立,还能纠正那种奔走争官做的歪风,这岂止是解决办事拖拉啊!”奏章送了上去,不久便派刘洎做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然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必然又复归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要想使国泰民安,只有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可能一一加以考察,这样下去是永远得不到贤才的。现在我下令让人才自我推荐,你们看怎么样呢?”魏徵回答说:“了解别人的人聪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别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就更为艰难。并且愚昧无知的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时常打击比自己有才能的人。这样恐怕会助长世人攀比竞争的不良风气,我认为陛下不可这样做。”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说:

 我听说,了解臣子莫若君主,了解孩子莫若父亲。父亲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就无法使家庭和睦;君主不了解自己的臣子,就不能治理国家。而要使天下太平,皇帝无忧无患,那就要忠臣辅佐。贤臣在朝就会政绩卓越,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能名存千古,他们都有知人之明,使贤才会聚于朝廷。舜派八凯管理农耕,制定历法,让八元散布教化,使国家内外归顺,建立了赫赫功业。周公、召公辅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业,美名传扬。难道‘四岳’、‘九官’、‘五臣’、‘十乱’这样的贤臣,只能生活在前朝,而当今唯独没有吗?这只是在于国君求与不求、喜好与不喜好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像那些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大象、大宛的宝马、西夷国的獒,它们不是没有手足,就是无情之物,出产在蛮荒的地方,离这里有万里之遥,但是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的人喜好它们罢了。况且做官的人都仰慕陛下的盛德,享受君主赐予的俸禄,如果君主用道义引导他们,他们怎么会不尽职尽责呢?我认为如果导之以孝,那么就可以使他们像孝子曾参、子骞那样加以重用;如果导之以忠,就可以把他们当做龙逢和比干那样的臣子而加以提拔;导之以信,就可使他们像尾生、展禽一样;导之以廉,就可以使他们像伯夷、叔齐一样。

 然而今天的群臣,洁身自好、才能出众的人非常少有,恐怕是因为朝廷求贤之心不急切,没有鼓励劝勉他们的缘故。如果用公正忠诚去要求他们,用建功立业去激励他们,让他们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处高位则看其举荐的人,身富则看其养育的人,闲居时看其所好,学习时看其言语,穷困时看其气节,卑贱时看其德行。量才录用,发挥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短处,用“六正”去勉励他们,用“六邪”去警戒他们。那么,即使不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自己也会振奋,不用苦口婆心地劝勉,他们也会自己努力。

 因此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臣子的行为,表现为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什么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臣子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江山稳固,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错误,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地为朝廷举荐贤才,不断用古代圣贤的楷模来勉励君主,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君主高枕无忧,这样的臣,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国家混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以上就是所说的‘六正’。那么六邪是什么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趋炎附势,助长君主的逸乐,不顾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八面玲珑,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明,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掩过饰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邪道歪门迷惑君主,陷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曲直,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这就是所说的‘六邪’。如果贤臣做到六正,避免六邪,那么朝廷就会安宁,国家也会太平。生时为百姓造福,死后被人追忆思念,这就是为臣之道。”此外,《礼记》说:“秤杆一提,物体的轻重就称出来了;绳墨一拉,曲直就显示出来了;规矩一比,方圆也就清楚了。有德之人都明白事理,不能妄说他们奸诈。”可见臣子尽忠与否,其实不难辨别,如果朝廷能够对他们以礼相待,以法约束,行善的能够加以褒奖,作恶的能够处以刑罚,他们怎么会不尽力呢?

 朝廷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贬斥不贤之臣,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实呢?是因为只说不做。表面上是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这样,是与非互相矛盾,好与恶相互攻击。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受到处罚,自己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总会有罪名上身。这就是喜欢他就会使他存活,憎恨他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或者因为小小的过失而忘记巨大的功劳,因小小的缺点而忽略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奖赏无功之人,君主的刑罚不可以漏掉有罪的人。奖赏不能勉劢大家为善,惩罚不能禁止一些人作恶。既然这样,我们希望达到邪正分明,怎么去加以实现呢?如果赏赐时不忘被疏远的臣子,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做到公平仁义,实事求是,那么邪恶就会无处藏身,善恶自然泾渭分明。崇尚质实,不慕虚华,观察官员是否仁厚,不到一个月就会清清楚楚。那些不诚实的臣子,他们的大公无私只表现在言语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样的官员是不会为民着想的。如果喜欢臣子,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厌恶他们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被一己私欲驱使、亲近奸邪的臣子,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对治国也是于事无补的。

 看过奏书后,唐太宗欣然接受。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加授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留守在京城任职。有个官员从京城来,唐太宗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出任尚书之后,有什么意见呢?”那个官员回答:“只听到房玄龄说李纬喜欢留胡子,再没有其他评语。”唐太宗听后,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唐朝真的很强大吗?~

唐朝盛世多少年?十几年

盛世是人口兴旺,国土扩张。而唐朝先期是人口太少比不上杨广时代,后期人口上来了,但版图又缩小。因此,严格说,唐朝盛世不存在。放松标准,以人口论,唐朝盛世也就十几年。

唐朝盛世800年的说法是怎么来的,他统治只有300年左右啊 唐朝的盛世在贞观和开元时期,分别是公元627--649和713--754,因为755年即爆发了安史之乱。774年已经是唐代宗大历年间,安史之乱虽被削平,但中央政府已经失掉了对河北等地区的控制。

唐朝盛世多少年?

唐朝盛世也就十几年,因为,直到开元时期,唐朝人口才恢复到隋朝杨广时代的水平,之后,很快就安史之乱了。如果人口比不上万恶的杨广,可以称为盛世么?唐朝是儒教弟子意*出来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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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周上奏唐太宗说:“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唐太宗也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贞观政要集校》卷3《论择官第七》] 可见贞观盛世亦并非没有贪官。

值得注意者,后世人们羡称的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人却未曾自夸为盛世。汉朝文景时代其实是个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积蓄国力的时代。汉文帝时,贾谊形容时政为危局,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汉书》卷48《贾谊传》] 直到汉景帝时平七国之乱,汉朝统治方得以稳定。即使是粗线条地观察,汉文帝和汉景帝显然有失政之疵。

唐朝与汉朝不同,武德七年(公元624),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贞观之治有明显的休养生息的意味。贞观六年(公元632),魏徵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 魏徵此说反映了当时广大关东地区尚未恢复到隋朝全盛期的水平。 唐太宗说“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政要集校》卷1《政体第二》]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魏徵上奏,以“渐不克终”告诫皇帝。[《贞观政要集校》卷10《论慎终第四十》] 贞观末年,宫女充容徐惠上疏谏唐太宗,仍强调“业大者易骄”,“善始者难终”,希望皇帝“守始保末”。[《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征伐第三十五》] 可见,魏徵等人,甚至如宫女徐惠,所关注的是力图矫治国病民瘼,犯颜直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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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先生所写的《中国历代演义》很详尽地演义了各代历史,本人对其在唐史中的评论觉得很有意思,取出来大家共评!

蔡先生开题便对各代特点作一总评,很有特色,他说:“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

至于为什么说“唐乌龟”他首先说道:相传龟与蛇交,非偶相从,因此世间做丈夫的,纵妻外*,往往被人唤做乌龟。

“纵妻外*”又做何解呢?

蔡老就从唐开国皇帝李渊说起,李渊曾把晋阳宫内的妃嫔,取作侍姬(实为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等设计),又怕炀帝不愿意背着乌龟之名要来问罪,没办法在李世民的怂恿下拚死兴兵反隋,竟侥幸得了天下。不过天道好还,你要人家去做乌龟,人家亦要你的子孙去做乌龟。

接下来的太宗、高宗时候正是唐朝极盛时代,但宫闱里已是不明不白了。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事变射哥斩弟,将建成的五个儿子和元吉的五个儿子尽行杀戮以绝后患,却将元吉老婆收纳怀中,是让他死了的皇弟做了乌龟。高宗取了武则天(李世民的才人)是让太宗做了乌龟,而武则天广置面首,伟岸如怀义、俊美如昌宗、陆续召进宫中,充作幸臣,则真是让自己做了乌龟。以后是韦后恃宠,也想学武则天,让中宗皇帝中了乌龟的标,更不用提玉环洗儿(杨玉环是寿王妃,唐明皇让自己儿子先当乌龟),禄山抓乳,这戴绿帽子借仿佛就成了唐朝李家的家法了。

蔡老笑曰:元绪公竟作秘传,乌龟乌龟,屡见不鲜。(此事指白居易做《长恨歌》)

李家这绿头巾戴着,引出了倚势弄权的宦官、引出了挟权自重的藩镇,真是内外交讧,李家的天下、唐朝的元气一天天消耗尽了。

蔡老曰:“不宠寿王妃,何来高力士?不近大腹儿?何有三节度?龟奴龟子,玩弄朝纲,执掌兵权,于是此行彼效,你争我赛,乐得依样画葫芦,去挟制那乌龟皇帝。”这样历久相沿,积重难返,阉宦可以谋杀皇帝,将弁可以驱逐统帅。“十军阿父,势焰薰天(指宦官田令孜做了皇帝的阿父,军队的统帅),三镇大臣,兵戈犯阙(指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等三镇兵马不满削藩政策,攻入长安)。黄巢杀人八百万,季述数君数十罪。”

唐代后期的皇帝,虽然表面还是南面称尊,但是坐在朝堂上就如傀儡一般,今天被人关,明天被人劫,后天被人废除谋杀等等。甚至到了皇帝夫妇要委身国贼,江山竟然被曾经是砀山(在今安徽宿州)无赖的朱阿三(指朱全忠)我轻易地夺去了。

蔡老最后说:这一部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依次产出,终至灭亡。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乱,造成种种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之呢。

蔡老的《唐史演义》写得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个唐史也是我们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候,唐太宗的一句“敢犯我大唐天威者,虽远必诛”正是气吞万里,就这么一个雄才大略的李世民,临死时就在他的床边儿子李治还与媚娘眉来眼去,死后也不免要做乌龟,的确是中国帝王后妃制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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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贞观之治”的谎言

《旧唐书》是唐朝人写的,读此书,让我觉得不很享受,因为文中吹捧李世民太过份了,有过的地方,或者歪曲,比如他杀兄囚父,被篡改成别人要谋害他,人家太子谋害你干什么?再有就是败仗不提,一笔代过,比如其征伐高丽,有时把败仗写的比胜仗还荣耀,比如高丽之战明明失败了,却大肆吹嘘。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宋史,明史,或者清史稿,看看这些历史中的皇帝传是否象唐人写的《旧唐书》这么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看到的史书,《旧唐书》是最无耻的一本。

之所以要看《旧唐书》,是因为想核实一下,课本中伟大的“贞观之治”到底有多伟大。因为是唐人写的,绝对不会丑化的,而是尽力夸张美好的一面。很遗憾,我看完了 太宗本纪,“贞观之治”根本没有课本和网上一些人吹的那么神。例子如下:

网上说“贞观之治”,而书中说的是“贞观之风”。我认为“贞观之治”是后人编造的。道理简单,当时户口,人口和版图面积都不如杨广时代,如果叫这个“贞观之治”,杨广时代是否该叫“大业之治”,甚至叫“大业盛世”?

隋炀帝被丑化,是李世民的手下干的好事,以凸显自己的文治武功,但是,李世民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不如隋炀帝。李世民时代,打不过突厥,签订了“渭水之盟”,“空府库” ,把钱才上贡给突厥。 文治上,李世民时代的人口数字始终未达到杨广时期的水平,直到李隆基时代,唐朝的人口才可以和隋炀帝时代相比,隋炀帝大业中期人口890万户,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人口891万户。也就是说,所谓的贞关之治,在很大程度上战乱后人口和经济的自然复苏而已,没有被吹捧的那么好,注意,是贞关之治,而不是贞关盛世,这就说明问题了。论个人文才,李世民更是拍马也赶不上杨广。

杨广之死,完全是个意外,是死于宇文化及谋杀。如果他不死,所谓的农民起义并不会推翻隋朝。说明这个道理很简单,李家是隋朝的臣子,甚至是杨广的亲属,李家是打着给杨广报仇的旗号起兵的,最后平息叛乱,一统中原。如果杨广没被暗杀,李家作为隋朝臣子,本身就可以把起义镇压下去了。

大业五年,杨广亲自主持大运河的巨型工程接近尾声。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科举制正式确立。 隋朝疆域共有五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八百九十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四千六百零三万人。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李世民的“贞观之治”:“贞观时代的田地开垦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贞观十七年的户口不到三百万,还不到大业年间的一半。” 《资治通鉴》:“(贞观十一年)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疆域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9510乘以10918等于103830108) 隋炀帝大业五年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里, 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9300乘以14815等于137779500)隋大业五年137779500比唐贞观十一年103830108疆域大33949392。

经常看到有人说“贞观之治”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在书里面是不存在的,相反,你可以看到当时百姓卖儿卖女,当时天灾瘟疫,政府不得不救济。还有各种农民起义和反叛。

这本书最有趣的是,前面吹李世民如何不信神仙,后面又记录其炼仙丹的事,李世民也死于“成仙”之梦。不知道是史官糊涂了,还是故意玩弄李世民一下。 迷信仙道,和秦始皇一样死于吞金,也就是自杀。唐太宗曾经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用丹药,现在自己也一样。

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差点杀了魏征, 唐太宗开始走下坡路。 毁魏征墓碑,这也太恶毒了。赐刘洎自杀。刘洎(?~645) 的资历和魏相近,唐朝宰相也是敢于讲真话的忠臣,性疏峻,敢言,武则天的大周给平反了。

大造宫殿,腐化堕落: 宫中多用金玉装饰,还大量挑选民女入宫,贞观十六年,唐太宗下诏,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

附原文:

旧唐书 作者:沈昫等

本纪第二 太宗

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

八月癸亥,高祖传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

甲戌,突厥颉利、突利寇泾州。乙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癸未,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遣其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太宗命囚之。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诏许焉。即日还宫。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九月丙戌,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帝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

贞观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辛丑,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寻为左右所斩,传首京师。

夏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有罪伏诛。

十二月壬午,上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戊申,利州都督义安王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谋反,伏诛。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

二年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

夏四月己卯,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瘗。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夏州贼帅梁师都为其从父弟洛仁所杀,以城降。

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

冬十月戊子,杀瀛州刺史卢祖尚。

三年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

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来奔。癸未,杜如晦以疾辞位,许之。是岁,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四年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送至京师。

五年七月甲辰,遣使毁高丽所立京观,收隋人骸骨,祭而葬之。

六年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

七年春正月戊子,诏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李孝质、张恺、许弘仁、令狐行达、席德方、李覆等,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乃包藏凶慝,罔思忠义,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阎、赵,衅深枭獍。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宜置重典,以励臣节。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

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赈恤。

八年七月,始以云麾将军阶为从三品。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赈恤。

十一月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吐谷浑拘我行入赵道德。

九年春三月,洮州羌叛,杀刺史孔长秀。

五月庚子,太上皇崩于大安宫。

十年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

夏六月,己卯,皇后长孙氏崩于立政殿。是岁,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赉药疗之。

十一年夏四月丙寅,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

十二年二月甲子,夜郎獠反,夔州都督齐善行讨平之。

十三年夏四月甲申,阿史那结社尔犯御营,伏诛。

十四年二月庚辰,左骁卫将军、淮阳王道明送弘化公主归于吐谷浑。

十五年春正月丁丑,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归吐蕃。

十六年十二月甲辰,狩于骊山,时阴寒晦冥,围兵断绝。上乘高望见之,欲舍其罚,恐亏军令,乃回辔入谷以避之。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而立武兄子藏为王。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右卫将军、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三月丙辰,齐州都督齐王佑杀长史权万纪、典军韦文振,据齐州自守,诏兵部尚书李绩、刑部尚书刘德威发兵讨之。

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废为庶人。汉王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并坐与连谋,伏诛。

冬十月丁巳,房玄龄起复本职。

十八年十一月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绩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十二月辛丑,庶人承乾死。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

六月丙辰,师至安市城。丁巳,高丽别将高延寿、高惠真帅兵十五万来援安市,以拒王师。秋七月,李绩进军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克,乃班师。

十二月戊申,侍中、清苑男刘洎以罪赐死。

二十年三月己丑,刑部尚书、郑国公张亮谋反,诛。

二十一年夏四月乙丑,营太和宫于终南之上,改为翠微宫。

二十二年二月,中书侍郎崔仁师除名,配流连州。乙亥,幸玉华宫。

五月庚子,使方土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

十一月戊戌,眉、邛、雅三州獠反,右卫将军梁建方讨平之。

二十三年四月己巳,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柩前,丧纪宜用汉制。

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檮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5

盛唐的领土是虚空,大片区域统治是不巩固的。大片土地是荒漠。南方大片领土还处于未开发地区,都没多少人居住。初唐人口3000多万,有一大半居住在关中、河南等地区。沙漠荒原和城市农田都是土地,能一样吗?上海的土地,和甘肃的土地能一样吗?所以宋朝的真实领土纯度实力要比唐朝的领土纯度强数倍。宋朝再形成之初就一点先天不足,它周边的所谓蛮夷已经不是停留在游牧时代,仅仅满足于掠夺的原始的部落联盟了,而是真正意义上对等的政权。无论是大辽还是西夏都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国家。而唐的腐化,致使中原地区马匹稀少。中原的马大概都被饥民吃了吧?而战马在古代相当于今代的坦克,使“中国”军队没有“坦克”这是谁的错?西域等地只是唐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正史上叫做“羁糜”,“北风卷地白草斩,胡天八月即飞雪。”这是芩参天宝八年在安西任北庭节度判官时写的诗句。大诗人李白“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秋黄草,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胡天” 、“胡关” 、“藩镇”的意义能等同于“中土大唐”吗?在唐朝没有人把那,当作中土大唐。唐人们都清楚那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唐朝没有向外扩张的动力,中土大唐中国的中心地带都没建设好,哪有理由往那穷山恶水土地贫瘠之地跑?因为大漠边关哪有我中土大唐的土地好?“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自古大漠边关,天气恶劣。中土大唐的人民是不会那迁徙的,那里没有户口管理更没有有效的赋税。连唐人也知道那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如果那些都是中土大唐,那盛唐长安成里的4000多名外国使节从哪来?原来外国人大都是西域人,正说明唐朝的真正的控制范围,真实的疆域。现在千万不要自作多情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如果没有清朝的开垦,即使初唐在西域建立再多的“藩镇”,也是白搭。因为唐朝中期不止把汉隋开创的西域丢了,而且还把东北、河北、山西、云南、四川等等之地让给了外族。中国现代的疆域是继承了清朝的财富。如果中国现在要是继承唐朝的疆域,那中国真是太小了……唐朝无能政府一大半时间真实控制区域还没南宋大。

唐朝的疆域有多大?有些不要脸没有脸耻、喜欢自*的历史学家及学者,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愣把说成吐蕃、南昭、契丹、渤海、西域等国的土地说成唐朝的疆域。东亚洲有三个民族不懂得尊重历史,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朝鲜,第三个就是中国。突厥、吐蕃、契丹、渤海、回鹘、南昭等等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都归在外国蛮夷列传里,它们的领地根本就不是唐朝的领土。而现在的一部分中国人愣是把这些蛮夷的领土意*成唐朝的领土。网上不顾历史事实画的唐朝疆域比比皆是!你可以说唐朝和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南昭一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你不能说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南昭是唐朝的一部分。《新唐书》:“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相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唐代中国至少是四国演义,唐朝根本代表不了中国。“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唐朝所处的那个时候,中国境内有许多政权国家当时是诸强争霸的局面。

唐朝强盛时也是吐蕃统一强大的时候。吐蕃的疆域可比现在的西藏大得多。同样南昭也比现在的云南大得多。吐蕃和南昭绝对不是唐朝的一部分。他们和唐朝绝对是不同的国家。唐高宗时期公元670年(咸享元年)吐蕃发兵灭了唐朝的属国吐谷浑,唐朝西域四镇(鬼兹、于阗、焉耆、疏勒)被吐蕃夺去,唐朝派大将薛仁贵率 10万大军进攻吐蕃,在青海湖以南大非川被吐蕃大军打得大败。公元678年(仪凤三年)唐中书令李敬玄率兵18万与吐蕃军又战于青海,唐军再次战败。直到武则天时公元692年(如意元年)要靠女人把领土夺回。唐军是屡次的惨败在吐蕃手里。唐朝都打不过吐蕃,看看发展一千年以后的西藏实力如何?就知道唐朝的实力是什么样的水平层次了。公元696年(万岁登科元年),曹仁师等二十八将功契丹,全军覆灭,大将都成了俘虏。连处在原始阶段的契丹都打不过,别说以后的大辽帝国了。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军八万人进攻南昭,结果唐军大败死六万人。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大唐又发兵七万人攻打南昭,结果全军覆没。中国历代很少有军队大败于南方民族的,只有常不敌于北方民族。可见唐军的无能。大唐很给“中国”(中原)人丢脸。正是因为唐朝皇帝搞不定外族侵扰才设立藩镇。河北藩镇就为防御契丹、奚等族所设。唐朝后来又重文轻武,所以只能起用蛮人。所以才重用安禄山,安禄山打不过契丹人,大败后,看唐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已经腐败不堪软弱可欺,所以开始反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这时单一民族契丹人战斗力和以后的由多民族组成的大辽帝国还不可同日而语。安禄山虽打不过还处在原始阶段契丹人,但对付软弱的唐朝却绰绰有余。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那是不是自*?

突厥是没有城池的原始部落,他们虽然占据很大地方,但大都是没有开采的荒漠,就是说这些土地没有国土性质。大都是属于自然环境,谁占就是谁的。就是唐朝打到哪,也只是代表占领一个点,而不代表一个面。在古代的领土观念和现代是不一样的,是有“公陆”(和公海一样)的就是那土地虽也不属于谁。如大唐在西域建立军事管理区域,并不能说从长安到西域就都是唐朝的疆域。不能说唐朝的军队到过哪,哪就是中国的领土。要不然汉隋那么强大,怎么没到外国去做战?汉唐隋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向现在的美国一样有拒敌于千里之外,在异国的土地上建立军事管理区(如美国现在的伊拉克的所做所为)。

唐朝灭了突厥了吗?仅几十年后,突厥汗国就重新建立,蒙古高原就不再属于唐朝的羁糜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7世纪末叶,唐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从高宗初年起,从塔里木盆地到高丽,横跨亚洲的唐军逐渐退却,采取守势。……在680年前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自天宝年间起,大漠北回纥取代突厥,南诏叛唐后统一云南。缘边羁縻府、州也大量撤废或内移。随着公元676年安东都护府迁入辽东,唐朝放弃了东北大部分地区。东北边境外,渤海国兴起,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东至太平洋,北接黑水靺鞨,南至新罗,西接契丹和唐之辽东。东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为靺鞨、奚、室韦诸部。滇西南诸羁縻州之外,为蒲子、金、越等部。西南面没有恢复汉朝旧疆,仅领有云南北部一小块,唐朝安史之乱前稳定控制的区域只有五百多万平方公里,比西汉要小。安史之后那就更小了,至今历史学家也不敢绘制一张大部分唐朝真实控制的疆域,只拿最初十几年唐军到达过的疆域坑蒙撞骗。

唐朝皇帝屡次丢下可怜的人民仓皇逃跑,唐朝皇帝逃窜出首都次数创造是中国、世界之记录。完全是可耻的行为,为中国丢尽了脸。《读通鉴论》:“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后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天子有,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诚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亟随以仆。”《廿二史札记》:“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泾师,有奉天、梁洋之行。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於凤翔,被迁於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 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唐玄宗逃往四川,长安被叛军队攻陷。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唐代宗逃往陕州,长安被吐蕃军队攻陷。公元783年(建中三年),唐德宗逃往奉天,长安被泾原叛军攻陷。公元881年(广明元年),唐僖宗逃往四川,长安被黄巢军队攻陷。公元895年(乾宁二年),唐昭宗逃往莎城,长安被岐州、邠州节度使李茂贞、王行瑜占领。 公元901年(天复元年),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等劫持到凤翔城。公元904年(元佑元年),唐昭宗被梁王朱温强迫迁都洛阳后杀死,长安变成废墟,从此再也没有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唐朝手里把伟大隋朝兴建的两座雄伟奇迹般的城市长安、洛阳变成废墟。

“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出自哪本书

出自:三国蜀?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举措》

原文: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译文:国家之所以危险不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是因为得贤士的效忠,那些奸谗小人重财色,皆非国之栋梁,蓄养他们毫无用处,若因小人得志,而始忠良退隐,不愿出仕,那国家必会衰败。?

藉著交情,而安排职务,那麼吏治会大乱,若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材,才会有条理,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未有不娶自嫁,出钱为妇的,正因女子盼望迎娶,才会守其贞洁;贤士因冀求君王的发掘而守其高节之名。为人君能以厚礼聘才,国家才会安定。?

扩展资料:

《便宜十六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蜀汉军事著作,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治军原则,为后代的人们所推崇,可谓是千古治国治军者的经典。

诸葛亮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就象治理一个家庭一样,必须首先树立国家的根本。而军队是“所以存国家安社稷”的大计,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因此国家要把“治军”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强调“用兵不可妄动”,用兵之前,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和计划。

“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如果“将无思虑,士无气势,……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诸葛亮认为关键就在于上下和顺,“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主要广采众议,采纳微言,明辨是非,要做到亲贤臣,远小人。

那样的话,臣下就能对君忠心不二。诸葛亮还非常重视举用贤能,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同时要善于发现贤才,在选拔人材时,必须要到卑微的隐处去寻找,因为这些地方有众多的怀才不遇的人。

对于赏罚,诸葛亮认为,主持国政的人,如果想要政治清明,那么一定要做到赏罚公正。“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 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做到了赏罚没有偏私,那么就能“王道荡荡”。

诸葛亮还说,一国之君,一军之将,都要以身作则,为臣下为士兵做出良好的榜样。另外行军处事必须要深谋远虑,他所说 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实在是千古不破的至理名言。

百度百科-便宜十六策

好了,今天我们就此结束对“唐朝择官记攻略”的讲解。希望您已经对这个主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我将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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