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变形祖师的阵容搭配的问题，我有一些经验和见解，同时也了解到一些专业知识。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
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灵根异常，悟了菩提祖师三更授业的盘中暗迷，得菩提祖师传授道法根源，又三年之后，再传其躲避天劫之法，问孙悟空，要学哪一般？有一般天罡数，该三十六般变化；有一般地煞数，该七十二般变化。孙悟空猴急的只想学数量多的。菩提祖师什么也没说就传授了孙悟空口诀。但是孙悟空如果学了天罡三十六变，可能必死无疑，只因孙悟空悟性太高了，按他的本事和闯祸的能耐，恐怕不是七十二变那般镇压五行山下，随唐僧师徒取经那么好结局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那么什么是天罡地煞呢？这两种变化有高低之分吗？天罡地煞是道教的专业术语，代表三十六位神将；主司吉利，地煞是控制凶杀、妖魔、恶势力相关的神将，主司凶杀。他们是天地的正气和邪气所生，但是法术用于了正道，因此可以造福人群。在降妖伏魔的时候，天罡地煞通常一起作战，按道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论，天地衍生万物，天罡是优于地煞的。因此三十六变在变化能力上是强过七十二变的。
看天罡变法：五行六甲、颠倒阴阳、撒豆成兵、起死回生、移山填海……，再看地煞变法：通幽、隐形、吞刀、剑术、续头、辟谷、入水、坐火……，孙悟空在菩提祖师那，很短的时间便领悟了道法，把七十二变学得出神入化，一众弟子羡慕之极，为此菩提祖师在孙悟空卖弄变形术法时曾训诫孙悟空：你见别人有，不会求他教你吗，别人见你有，你怕传给非人，惹来祸端，你传不传，如果不传，对方见你有本事，加害你，你性命不保。
训诫之后菩提祖师就让孙悟空离开斜月三星洞，并且从此不许提他是他的师傅。从菩提祖师的训诫可看出孙悟空的学艺是非常优秀的，之后的大闹天宫也能看见石猴的不受礼教、规则约束的自由自在的本性，在那天地规则无数的环境里，有本事还不听话，下场定是被诛杀。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想表达什么？
从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到死亡，只有几天时间，这一家人完全不像刚失去了宝贝儿子的样子。我们不由地要问：这种心态真的正常吗？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会变成虫，但是他们的家人是否也会出现上述的荒诞心态呢？如果会，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
我们来看看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后的主观感受：失去语言能力、行动不便、食欲减少、需要人照顾。现实生活中什么情形与之最接近呢？那就是生病。卡夫卡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陪衬中心事件的环境是真实的，产生“虚实相照”的效果。具体到这个文本，人变成臭虫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家人对待这个事件的反应是真实的。当一个人从顶梁柱变成绝症病人，他的家人最初一定会很关切、很同情。但当病人逐渐丧失各种能力，当家庭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时，家人的厌烦和埋怨就自然会产生。而当病人成为家人开始新生活最大的障碍时，家人甚至会为他的消失而高兴。
我们绝对不会变成臭虫，可我们绝对会变成病人。如果我们最亲近的人会如对待臭虫一样对待我们，那将多令人绝望啊。卡夫卡作品及荒诞派文学的主要思想就是反应人与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荒诞。
现实中的我们受到文化、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是不会轻易表现出这种异化的。卡夫卡为了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已经异化的真相，而采取了变形这一“荒诞”的手法，将人物打出常规。
故事中共存在三种“变形”:
首先是生理的变形，格里高尔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臭虫。
其次，在生理变形背后是更深的心理变形，格里高尔是家和公司的挣钱机器，他个人的内心无人关心，他无比渴望摆脱沉重的生活。
第三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变形，就是他变成臭虫之后跟社会、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完全颠覆了，让格里高尔得以前看到了人与人关系的最阴暗的一面。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妨进一步联想：卡夫卡为何让格里高利变成“甲虫”？如果变成了一只猫或者一颗植物会怎样？
各种版本的中译本都译成“甲虫”。原文中用的是德文Ungeziefer一词，意为害虫、臭虫、蟑螂、肮脏的动物。英译本对应的是vermin['v?:min]，意为害兽(尤指体小的)、害虫、害鸟、体外寄生虫(虱子等)；可引申为令人讨厌的家伙、歹徒、坏蛋、害人虫。
日本学者平野嘉彦，他在自己的著作《卡夫卡——身体的位相》也集中篇幅论述《变形记》，说它表达的“是由人退化成‘毒虫’，蕴含了使所谓生物‘进化’逆转的倾向性”这里的人集中指犹太人。他认为这篇小说渗透有对于犹太人血泪史的展示，即这支民族一直以来命运多舛，被歧视，被边缘，毫无权利保障。平野嘉彦的突出特点是他认为将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翻译成“毒虫”更确切。这种论断的深度无疑不是一般学者能够企及。
由此可见，中译本的“甲虫”实在太中性了，可以说完全丧失了原文中一个成年男人大小的臭虫、蟑螂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力。如果不是变成一种令人无法直视之物，而是变成小猫小狗、花花草草之类，就不会吓到秘书主任和房客，其家人的异化就不足以暴露出来。
但是，如果变成小猫小狗就能接受，那么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话题：我们到底是通过肉体还是精神来认识一个人？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灵魂。庄子在《德充符》中写到的母猪的故事。孔子对鲁哀公说：“一群小猪在吮吸刚死去的母猪的乳汁，不一会又惊惶地丢弃母猪逃跑了。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同类已经死去，母猪不能像先前活着时那样哺育它们。小猪爱它们的母亲，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支配那个形体的精神。”由此可见，庄子（孔子？）觉得精神是决定本体的最重要的因素。
可是当我们再看东方的白蛇传故事。当白娘子变回白蛇时，许仙被吓死了。身为女子和身为白蛇，其精神并没有变化，许仙为何认不出呢？《大话西游》中紫霞的灵魂被移魂大法转移到猪八戒的身体里，至尊宝纵使知道，但仍然无法直视。日本**《影武者》中，几个家臣秘密找出一名面容酷似武田信玄的盗贼假装急死的信玄以稳定军心，并震慑住虎视眈眈的织田、德川、上杉等豪强。而东野圭吾的《秘密》更是将变形和伦理结合了起来，当去世母亲的人格转移到女儿身上时，身为父亲的人到底该怎么面对？而在西方，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和好莱坞**《变脸》都用变形制造了很多精彩剧情。
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决定你是你，我是我，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是肉体还是灵魂？
今天我们认为卡夫卡写出了二战后欧洲人的普遍的生存困境，同时我们更应该知道卡夫卡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描写全人类的困境，他的本意其实是想记录下自己的个体生命所遭遇的处境。卡夫卡的写作堪称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不是为了在媒体发表，不是为大众，也不是为了知识分子群体。他一生视写作为生命，但生前却只发表过一些短篇，临死时还立遗嘱要朋友布洛德将自己的手稿全部焚毁。他的朋友没有遵从遗嘱，而是把手稿全部整理出版。由此才有了今天的卡夫卡。卡夫卡的性格是一种极端内敛型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形象，容易受到伤害，常陷入自卑，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源于他的父亲。
大约1919年的时候（《变形记》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卡夫卡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篇幅很长，3万字左右，比《变形记》稍短一点。他在这封信里谈到一个细节，说当时德国有个犹太演员叫洛维，到布拉格演出，卡夫卡非常喜欢这个演员，把他当作朋友，但是他的父亲知道后就骂这个演员是甲虫。他在书信里也多次谈到，卡夫卡在他父亲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只甲虫。比如说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回应他写的信: 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卡夫卡想象他的父亲把他当作甲虫，不仅蜇人，还吸血。显然，卡夫卡父子的关系对他创作《变形记》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在书信里他想象父亲是一只大脚，随时可能把他踩扁，这象征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能突然某一天就没有了，彻底地被粉碎、毁灭，人变成孤立、脆弱的个体。
瓦尔特?H?索克尔在他的《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的<变形记>》深刻地揭示出此文本的主题，即是格里高尔通过变形来反抗父亲，来避免惩罚，但是却适得其反，“变形便把反抗与惩罚两层意思联系了起来。因为，可怕的形象使格里高尔能吓跑秘书主任，但面对愤怒的父亲却失了效，使他变得软弱无助。变形更深刻的含义与其说是反抗，勿宁说是受罚。须知，父亲转眼间便把格里高尔对秘书主任的胜利变成了可悲的失败。”
以变成甲壳虫后的格里高尔三次出房门为分界点，纳博科夫将故事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格里高尔具有虫的本能，但人的感觉占主导地位；第二部分人的感觉开始让位虫的统治：格里高尔逐渐丧失人的味觉、人的视觉、人对生活的追求等等，逐步积累虫的特性；第三部分格里高尔的虫性完全战胜人性，虫性开始传染父母和妹妹，最后格里高尔死去标志着虫胜利的到来。
纳博科夫还精准地绘制出萨姆沙家庭的布局：以格里高利的房间为视觉的中心，墙的三面有门通向这里，左边是起居室，中间是父母的房间，右边是妹妹的房间。每一次格里高尔试图进入客厅都会遭到无情的攻击与驱赶，从健康变成身负重伤，最后走向死亡。这个温馨热闹的起居室从黑暗肮脏的格里高尔房间看去，俨然就是一个天堂，但实际上却是十足的地狱。故事的视角基本上是格里高尔的视角，无论其他位置的变换，但读者视觉的焦点始终都在格里高利居住了五年的房间里。由格里高尔的房间窥见其他的房间，知晓变形后家庭生活点点滴滴的变化。这一点在家人知道格里高尔还留在家里未去上班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前面传来的是母亲温柔的关切问候，父亲在左侧用拳头敲门，不停地催促， 妹妹则在右边用悲哀的声音求他开门。不知情的三个人用合符各自个性的方式环绕着变成虫的格里高尔催促他，形成一种包围的压迫感。
画圣吴道子是那朝的?
至盛唐，国势强，东西京，聚群芳；
吴道子，喜夸张，刚柔济，韵味长。
挥笔画，若旋风，衣纹飘，凹凸层；
势飘举，变无穷，杜工部，赞画圣。
兴善寺，作表演，上千人，齐围观；
观吴画，众惊叹，笔生风，齐呼喧。
代表作，送子图，佛祖生，共祝福；
人服饰，汉基础，取域外，自丰富。
天空年，派入川，观蜀水，察蜀山；
留腹稿，藏胸间，大同殿，神通显。
墨水画，淋漓精，如暴雨，如骤风；
嘉陵江，水波清，山连山，峰连峰。
怪石立，滩纵横，三百里，一日成；
墨疏体，新画种，大画师，一代宗。
吴道子是河南阳翟（今河南省禹城）人，大约生于唐高宗朝（约685年左右），卒于肃宗朝（约758年左右）。少孤，相传曾学书于张旭、贺知章，未成，乃改习绘画。曾在韦嗣立幕中当大吏，做过兖州暇丘（今山东兖州）县尉。漫游洛阳时，玄宗闻其名，任以内教博士官，并官至宁王府友，改名道玄，在宫廷作画。吴道子活动的时代，正是唐代国势强盛，经济繁，文化艺术飞跃发展的时代。唐代的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更是全国文化中心。画家们上承阎立本、尉迟乙僧，如群星璀璨。《历代名画记》说：“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如吴道子、王维、张璪、李思训、曹霸、陈闳、杨庭光、卢楞枷、项容、梁令瓒、张萱、杨惠之、韦无黍，皇甫轸等人，都是当时的大画家。这么多的名家和数以千计的民间画工，争强斗胜，群芳汇集，各显神通，绘画之盛，蔚为大观。
吴道子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以杰出的天才，迅速成长起来。吴道子的出现，是中国人物画史上的光辉一页。他吸收民间和外来画风，确立了新的民族风格，即世人所称的“吴家祥”。就人物画来说，“吴装”画体以新的民族风格，照耀于画坛之上。“诗圣”杜甫称他为“画圣”。宋代苏东坡说：“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愈），书至颜鲁公（真卿），画至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事毕矣。”亦尊吴道子为“百代画圣”。在历代从事油漆彩绘与塑作专业的工匠行会中均奉吴道子为祖师。由此可见，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他曾在长安、洛阳寺观中作佛教壁画四百余堵，情状各不相同；落笔或自臂起，或从足先，都能不失尺度。写佛像圆光，屋宇柱梁或弯弓挺刃，不用圆规矩尺，一笔挥就。他用状如兰叶，或状如莼菜的笔法来表现衣褶，有飘动之势，人称“吴带当风”。他在长安兴善寺当众表演画画，长安市民，扶者携幼，蜂拥围观，当看到吴氏“立笔挥扫，势若旋风”，一挥而就时，无不惊叹，发出喧呼。
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是他的代表作，遗存的是宋人李公麟的临摹本。这幅画的内容是描写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降生以后，他的父亲净饭王和摩耶夫人抱着他（悉达太子）去朝拜大自在天神庙，诸神向他礼拜的故事。
天王送子图
天王图（后人临摹）
画中净饭王和摩耶夫人是我国民族绘画中常见的贵族阶层的人物形象，武将的脸形构造和唐代武士俑的精神完全一致，文纹用锐利的兰叶描法，笔迹恢宏磊落，充分表现了“吴家祥”的特点。
吴道子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宗教壁画的创作，题付很丰富，有宣传教义的，有《梁武帝》、《郗后》等人物。他在千福寺西搭院北廊的壁画里，把菩萨像画成自己的样子，这同以后的韩干在宗教壁画《妓小小写贞》和《一行大师》一样，对于神的世界，不受宗教教义的约束，自由地加工。他不愿意以神的“供养人”的地位，站在佛国的一角，而乐于以普通画工的形象去主宰神土。他可以把达官贵人拉入《地狱》中来，可见他对宗教神权是蔑视的。吴道子的山水画也很成功。玄宗派他去四川考察蜀山蜀水，要求他打下草稿，回来作画。但他从蜀地考察归来，连一张草稿也没有。玄宗责怪之，他从容不迫，在大同殿上，画蜀山蜀水，怪石崩滩，挥笔如暴风骤雨，嘉陵山水，纵横三百里，一日而成，博得赞赏。其“疏体”画法，为后代之宗。
一、吴道子的时代和生平
吴道子是古代画家中最享盛名的一个，一千年来他被奉为“画圣”，被奉为民间画工的“祖师”，而为广大群众所周知。
产生吴道子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的盛期，唐太宗、武则天以来唐代社会日益向上发展，是一个充满信心、希望与热情的时代，也是一个深深地蕴藏着矛盾和冲突的时代。佛教及佛教艺术在这时候已完全中国化，得到广泛发展并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时，绘画及雕塑艺术本身也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无论写实技法及吸取生活形象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此可见，盛唐时代是具备了出现伟大的艺术家的条件，吴道子便是这时期涌现的众多的杰出艺术家之一，而成为这一历史时代在艺术方面的伟大的代表者。 武则天时代修建的洛阳龙门奉先寺，中宗李哲为了纪念高宗和武后在洛阳修建的大敬爱寺（公元七○五—七○九年）集中了当时绘画和雕塑的名手（何长寿、刘行臣、窦弘果等），这些规模巨大的活动是吴道子及其画派出现的前奏。
吴道子的生卒年代已不可考，但可知他一生的主要时期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公元七一三—七五五年）。他是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年幼时丧失父母，生活贫寒，曾去洛阳追随当时擅长纵放的草书的著名书法家张旭、贺知章学书法。吴道子学书法没有显著的成绩，乃改而学画，未及二十岁就显露出了天才。他出任过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地方的县尉，又曾经在逍遥公韦嗣立幕下任卑微官职。他的长于绘画的名声后来为唐玄宗李隆基所知，被召入宫廷中，授以“内教博士”的官职，并为之改名“道玄”，同时禁止他私自作画。他后来任职为“宁王友”（宁王是李隆基的长兄，“友”的官职是陪伴他，并且从作人处世方面帮助他，是一种闲散而清高的职位，往往都是有才学的人担任）。 吴道子的绘画是由张僧繇发展而来，但在多样地富有变化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这一方面则超过了张僧繇：“至其变态纵横与造化相上下，则僧繇不能及也。”
二、吴道子的作品
吴道子的作品数量很大，据说一生曾画制了佛教及道教的题材的壁画三百多幅，他的作品在北宋初年已经比较罕见，北宋末年，《宣和画谱》一书著录皇家的收藏品中有他画的佛、菩萨、天王像以及道教的神像九十二幅。但是现在可知他生前所作宗教绘画不只是仙佛像，而且有很多大幅构图，其中有发挥了高度的想象力的各种变相，他的笔下出现的各种仙佛形象，据说也是千变万化，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创造的。
目前流传的被认为是吴道子的作品，例如：《送子天王图卷》、曲阳北岳庙的鬼伯、孔子像、观音菩萨像等，都很值得研究。 《送子天王图卷》（宋代的临本）是否传自吴道子尚缺乏证明，然而是一幅优秀的古代作品。图卷最后一段取材《瑞应本起经》中净饭王抱了初生的释迦牟尼到神庙中，诸神为之慌忙匍伏下拜的故事。净饭王捧着婴儿，以一种小心翼翼的动作，充分透露出这一抱持者的崇敬心情；同时，那一跪拜在地的孔武有力的天神，更不是单纯的跪拜，而是张皇失措、惶恐万状的神态，是精神上完全降服了的表情。净饭王和天神的这两个有充分的心理根据的动作便烘托出还在襁褓中的，在画面上看不出任何直接的迹象来的小小婴儿的不平凡和无上威严。这样的表现是通过人物的表情和内心的联系以阐明主题，所以在绘画艺术技巧的发展上有创新的意义（图204）。
曲阳北岳庙的鬼伯的形象非常强健有力，是摹刻唐代蒲州刺史刘伯荣所画的壁画。曲阜孔子像是宋代绍圣二年的刻石。观音像石刻在全国各地辗转摹刻，极为常见。这些作品，无论是鬼伯的夸张的激动的表情，孔子群像的构图，观音的姿态，都明显的具有唐代的风格，而且这些作品运用的线纹都是所谓的“蒪菜条”——是历代公认吴道子的特长。
今天已不可能直接见到吴道子的作品，也不能确定那些古代画迹与吴道子有较密切的关系，关于吴道子的艺术成就，我们主要的是从文字记载中加以探讨。
三、吴道子的贡献
根据历代文字记载可知吴道子艺术上有如下特点。
一、巨大的创作热情——吴道子一生曾作壁画三百余堵，《宣和画谱》犹著录九十二幅卷轴画，可见他一生作品数量是很大的，这就说明吴道子的过人的旺盛精力和不平凡的创作热情。
二、真实的描写——长安菩提寺佛殿内有吴道子画维摩变，其中舍利佛描绘出转目视人的效果。赵景公寺画的执炉天女，窃眸欲语有动人的表情。这都说明吴道子的宗教画很有生活的真实感。而且有记载，他在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画的菩萨就是画了自己的形貌。由此可知他的艺术创造是有生活基础的。
三、大胆的想象能力——吴道子画的变相数量既大，变化也多，如：净土变、地狱变、降魔变、维摩变等，具有各种不同的情境和气氛。变相中的人物，据说是“奇踪异状，无一同者”。吴道子不仅描绘出各种不同的情景，而且创造了丰富的充沛着力量的人物形象，被誉为“奇踪异状”，他画的人物又被描写为“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巨壮诡怪，肤脉连结”，可知是激动的，充满了力量的形象。
吴道子的变相图画中最有名的是地狱变相。地狱变相原为张孝师所创，吴道子用了同一题材，而进行了自己的创造。他的地狱变相“图中一无所谓剑林、狱府、牛头、马面、青鬼、赤者，尚有一种阴气袭人而来，观者不寒而栗。”图中并未描写任何恐怖的事物，然而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使人在情绪上受到震动。据说他在长安景公寺画的地狱变相“笔力劲怒，变状阴怪”，因而屠夫和渔夫都为之改业，怕因为杀害了生命，将来会在地狱中受制裁。这一地狱变相的画面我们知道得虽不具体，但是从这些描写和记述中可以知道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发挥了巨大的想象能力的。
吴道子的地狱变相是宣传佛教的，然而其中表现了“或以金胄杂于桎梏”的景象。这就是不承认现实生活中的高官显宦有权利作坏事，而是认为他们作了坏事同样也是有罪的，他们在最后的道德的审判之前应是和任何人一样受到惩处的。
四、默画及解剖知识的谙熟——吴道子大都是在兴奋的时候对壁挥毫，技术熟练而造型生动，人们认为他一定有“口诀”，即有固定的方法，但是没有人知道那口诀如何，也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能够那样自由的挥洒。例如他画丈余的大像，可以从手臂开始，也可以从足部开始，而都能创造出很有表现力的形象，可见他的默画的高超能力和对于人体解剖知识的谙熟。据说吴道子画直线和曲线不利用工具，“弯弧挺刃，植柱构梁，不假界笔直尺”，完全是空手描出。又有记载说他作佛像，最后画圆光的时候，“转背浑墨，一笔而成”，“立笔挥扫，势若风旋”，而引起观众的喧呼，甚至惊动了几条街道。
五、技法特点——吴道子在笔墨技法上的特点主要的有三点。他描绘物象不是很工致的，所谓“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人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他的作品的色彩不是很绚烂的，所谓“浅深晕成”，“敷粉简淡”，而被称为“吴装”，甚至有不著色的“白画”（景公寺的地狱变相）。他在早年作画线纹较细，但后来所用的线条是“蒪菜条”，可以表现“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是以表现对象的细微的透视变化高、侧、深、斜为目的的，带有立体感的线条。这种线条比铁线描（顾恺之等人所擅长的）能更敏锐地表现出客观事物的立体造型，和书法中的草书更接近。
六、线纹的激壮的律动的表现——吴道子用以组成形象的线纹一向以富于运动感和富于强烈的节奏感而引起评论家的特别注意。他的线纹的表现或被描写为“磊落逸势”（唐·李嗣真），“笔迹遒劲”，“笔力劲怒”（唐·段成式）或被描写为“落笔雄劲”（宋·郭若虚），“气韵雄状”，“笔迹磊落”（唐·张彦远）。线纹是表现手段，而其本身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助于形成吴道子作为一个伟大的画家所特有的风格。这种线纹本身所产生效果，不应该强调成绘画艺术的唯一的表现目的，然而予以适当的注意也会加强艺术的感染力量。吴道子就是结合着内容的表现和形象的创造，在运用线纹上也渗透着强烈的情感，而大大提高了绘画艺术中诸表现因素的统一性。
由以上所引述的各点，可以知道吴道子在作品中有着一种强烈的和极度紧张的感情的力量。
吴道子在进行创作时陷入一种高度兴奋与紧张的状态。传说吴道子嗜酒，往往是在酣饮之后动笔。从吴道子观裴■舞剑的故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开元年间将军裴■死了母亲，邀请吴道子在洛阳天宫寺画几幅壁画为其母祈福。吴道子要求他表演舞剑作为报酬，于是裴■脱去了丧服，换上平时装束，“走马如飞，左旋右转，挥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而后举起了剑鞘，剑直落入鞘中。据说观者有数千人，都为之惊栗。于是吴道子“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吴道子从裴■舞剑中得到了灵感，而激发起创作冲动，这就说明吴道子在进行创造前是有目的地培养自己的思想感情。
四、吴道子的弟子及画风的流传
吴道子有一些弟子为他作壁画时充当助手，吴道子自己描线，他的弟子或其他工人替他着色。翟琰和张藏都是经常为吴道子画着色，而色彩浓淡效果良好。吴道子的壁画，据记载也有经过不甚高明的工匠着色而受损的。
吴道子和他弟子的关系也不只是简单的合作。弟子们也独立的作画，如弟子中最有名的卢棱伽就善于学习吴道子，吴道子并曾授以“手诀”。这些弟子学习吴道子也有些变化，例如杨庭光下笔较细，但也是吴道子门下的高手，他曾把吴道子的肖像画在壁画中间，而引起吴道子的叹服。
吴道子把“手诀”传授给弟子，而且在绘制壁画的实践工作中以合作的方式使弟子受到训练，吴道子又以各种个人独创的图像样式吸引着周围的画手，所以吴道子在唐代宗教画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唐代，吴道子独创的佛教图像的样式，被称为“吴家样”，是张僧繇的“张家样”以后的一种更成熟的中国佛教美术的样式。“吴家样”也突破了北齐曹仲达以来的“曹家样”的影响的支配，而成为与之对立的样式。”吴家样”与“曹家样”的显著的区别，被宋代评论家用“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一语所概括。这两句话指出了两者在服装上的不同（前者是宽而松的衣服，后者紧紧贴在身上），也指出线纹表现的不同（前者是运动立体感较强的蒪菜条，后者是传统的铁线描）。曹家样和吴家样的分野也在雕塑艺术中存在。
吴道子自己也擅长塑像。和他一同学习张僧繇而在雕塑方面发展起来的杨惠之是古代最享盛名的雕塑家。吴道子的弟子中也有雕塑家，如王耐儿，张爱儿。
吴道子的影响不限于唐代的绘画和雕塑。他的画风在宋代仍为很多画家所追摹向往。北宋初年的宗教画家如王瓘、孙梦卿、侯翼、高益、高文进、武宗元等人都没有完全超出吴道子的范围。而在绘画史的发展上，宗教画自宋代以来，就没有出现重大的改变。可以说中国风格的佛教绘画在吴道子的手中是最后的形成了，直到近代民间画工仍旧奉他为祖师，而且保存着绘塑不分的传统，都不是偶然的。
卢稜伽是吴道子的弟子中最有成就者，但据说只能勉强达到吴道子的水平，而就力竭而死了。他的作品比较细致，现存的《卢稜伽罗汉图》，只残存三幅。其中降龙的一幅，罗汉端坐石上，双手握杖，置在膝上，全身力量集中在双臂，虽无大幅度动作，但有无穷的镇慑的力量。这是借描写神态，从内在的精神的力量中表现出强大的威力。
梁令瓒的《五星二十八宿图》是至今流传的一幅重要的唐代绘画，梁令瓒是精通天文学的道教徒，他的作品据宋代李公麟说很象吴道子。这一幅画是想象中的诸星辰神只的形象，有的是动物的形象的人格化的变形（图205）。
五、山水画的兴起和同时的其他画家
山水的景物在壁画中当作背景，甚至被当作与表达主题有密切关系的背景而加以处理（如：敦煌二四九窟《狩猎图》、二八五窟《苦修图》和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所述）是南北朝以来就已流行的。但唐朝张彦远认为山水树石等自然景物的描写，唐朝初年的阎立本兄弟虽已大有进步，然而还是风格化的表现：“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张彦远认为山水画的趋向成熟是始于吴道子与李思训父子。
吴道子在寺庙壁上常画山水，而最有名的是他在玄宗李隆基的大同殿壁上画嘉陵江三百里风景的故事。据记载，吴道子奉李隆基之命去嘉陵江观察以后，回来报命说自己没有粉本，都将景物记在心中。仅用一天就画完嘉陵江的巨幅壁画。而另外一个画家李思训以前也曾在大同殿画嘉陵江山水，则用了很长的时间。当时认为“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 李思训是唐朝的宗室，擅长于山水画，因为曾任左武卫大将军之职，所以称他为“大李将军”。他全家有五个著名的画家：其弟李思诲、思诲的儿子李林甫、李林甫之侄李凑和李思训的儿子李昭道，李昭道始创描写海的图画，因他父亲的名声而被称为“小李将军”。
李思训的山水运用了金碧辉映的色彩，不仅特具风格，而且成为传统的山水画的一种重要的样式，称为“金碧山水”或“青绿山水”。这种山水画是以描写春天的景物为主的（图208），展子虔《游春图》也是这一体的山水画中早期的重要代表作。
唐代山水画的重要发展是吴道子李思训以后的“泼墨”一体的出现。
泼墨山水的重要代表画家是韦偃（他也擅长人物及鞍马）、张璪（他的两句有名的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总括古代绘画创作方面最根本的原则）、项容、王默等人。
王维也是当时著名的画家之一。他是贵胄子弟、又擅于诗歌和音乐，所以是一引人瞩目的人物。宋代已经有很多人把五代时西蜀及南唐人画的雪景作为王维的作品。王维画的《辋川图》描写生活的环境，表现了恬淡闲居的生活理想。这幅画历来被当作可以说明王维的绘画艺术的作品，现在只存翻摹石刻的拓本。王维《雪溪图》是一幅风格古朴的小帧风景（图209）。号称为王维的《济南伏生像》成功地表现了一个古代儒者的形象。
盛唐时期出现了画马的名家：曹霸和他的弟子韩干。
马的艺术在汉唐都很流行，以前已曾多次提到过。
曹霸画人物和马曾得到诗人杜甫的赞诵。杜甫在《丹青引》一诗中谈到曹霸画出了良相、猛将的威仪，也画出了天马的“迥立阊阖生长风”的英姿，一种在皇帝的威严前毫无所惧的自由洒脱的神态。 韩干也是一个多方面的画家，尤以画了很多皇帝及贵族的良马而出名。他少时家贫，曾为卖酒家送酒，因而结识了王维兄弟，得到他们的金钱资助，才有机会学画十余年，而成了名手。
韩干的《照夜白图卷》画的是玄宗李隆基的御马。画中所描绘的马的形象，不是表面的形似，而是踊腾有力的神态（图207）。韩干《牧马图》在技术上比《照夜白图卷》一图要更成熟。这幅画中的两匹马都给人以极其真实的印象，准确地表现了骏骑的身形、体态和精神，骑马人的形象也是有性格的（图206）。
盛唐时期人物肖像画的画家，如陈闳、张萱、杨升、杨宁（三人都是开元年间史馆画直）、车道政、钱国养等人都是比较有名的，代表了当时宗教画以外的一部分人物画，特别是肖像的繁荣。这些画家都是隶属于宫廷的。他们的作品有很多就是直接描写宫廷的，如武后、明皇、杨贵妃、虢国夫人等人的各种活动。这一类作品中规模较大者是《金桥图》，描绘唐明皇封泰山回来，车驾过上党金桥时，数十里间旗帜鲜华羽卫齐肃的景象，由陈闳画明皇的肖像及所乘的照夜白马，吴道子画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木、鸷鸟、器仗、帷幕，韦无忝画狗、马、驴、螺、牛、羊、橐驼、猴、兔、猪、■等。这幅由三位名家集体创作的图画，唐时被誉为“三绝”而得到特别重视。
让小朋友们废寝忘食的少儿动画片《变形警车珀利2》，究竟评价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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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哲理意蕴
众所周知，《西游记》取经故事的主角由史料中的玄奘一人，变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六人一猴”，最终落实为“四众一骑”。这番变化并非来自某几位天才艺术家信笔所至的向壁虚构，而是凝结着自唐代取经史实发生到明代《西游记》成书这九百多年来的人们、尤其是一批博学鸿儒的集体智慧，以及作者吴承恩本人处心积虑的文化思考。关于这支队伍构成的文化密码，尽管前人进行了种种破译，但尚不够系统完善。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以及曲艺角色学的视角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五行”观念与取经队伍的优化组合
针对取经队伍“四众一骑”的构成，杨义先生曾经指出：“作为个性神话文化，这个取经群体结构最有活力的地方，却在于四众的特征各异，优势互补，隐伏着矛盾，却又能在相互制约中合作到底。观音菩萨奉命从西天到长安，于千山万水之中挑选了这四众一骑，大概由于他们是取经群体的最佳组合。”关于这种最佳组合的奥妙，除了杨先生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所提出的“主弱从强”、“对比”、“调节”三条原则外，还有其他更多文化因素。首先，人们往往首先会联想到相生相克的“五行”说。
“五行”作为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一种神秘观念则最先起源于“数”的崇拜，人体面部的“五官”、手脚上的“五指”以及腹腔内的“五脏”都对人们崇拜“五”这一数字产生过推动作用。对此，当代学者傅道彬先生指出：“既然数源于五，手有五指，五是计数的一个基本单位，那么在古人的观念里‘五’便多少被赋予一些神秘的意义。这也影响到他们的思维习惯，即当他们表现已认知的事物时，喜欢把自然与社会的复杂现象纳入‘五’的范畴。”在《西游记》中，这种原始思维方式得到了充分的置换变形，其中第七回“五行山下定心猿”写一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终于没有跳出如来佛那只五指大手，终于“被佛祖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指山，轻轻的把他压住”。由于人类认识数字“五”最直接的感应是手的五指，因此，这场“定心猿”简直就是对当年人们运用原始思维掐指算数情景的一种返朴归真式的描述，它在整部《西游记》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既结束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历史，又揭开了取经故事的序幕。事过五百年之后，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才把悟空从“五行山”救出，然后逐渐组建起带有另一番象征意蕴的“五行”队伍。关于取经队伍的哲理构成，黄周星笺评的《西游证道书》第一回的回前评就说得很明确：
按此书中，师徒四众，并马而五，已明明列为五项矣。若以五项配五行，则心猿主心，行者自应属火无疑；而传中屡以木母、金公分指能、净，则八戒应属木，沙僧应属金矣。独三藏、龙马未有专属，而五行中便少水、土二位，宁免缺陷？愚谓土为万物之母，三藏既称师父，居四众之中，理应属土；龙马生于海，起于涧，理应属水。
这种说法在第十九回写到的收伏猪八戒后的“有诗为证”便得到某种印证：“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金从木顾皆为一，木恋金仁总发挥。”通常被认为属“火”的孙悟空，在此又明显被定性为“金”。这说明，以“五行”分指师徒四人及白马，在《西游记》行文中也会因时因地而异，并非是一贯到底的。无论如何，作者在构建这支取经队伍时是充分顾及到“五行”观念的。这种命意上的哲理意蕴自然会给后人提供耐人寻味的解读，也造成后人对师徒“四众一骑”互动关系众说纷纭的蠡测。
唐僧在“五行”中应属“土”，黄周星谓其处在“中心”地位，而陆续收的三徒一骑“南火北水，东木西金”只能发挥“总以卫此土”的作用。只要唐僧这位皇权授予的领头人作为一面旗帜在，取经队伍就不容易瓦解，取经事业就要顽强地坚持下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属“火”的孙悟空和属“木”的猪八戒之间最能体现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老孙动辄采取各种手段使“呆子”出尽洋相，呆子则把“撺掇师父念《紧箍儿咒》”当做“耍子”，使得取经队伍内部充满了好戏连台般的热闹。另一方面，孙悟空通过戏弄呆子将其身上的“火”气轻轻松松释放出来，猪八戒则通过应付师兄的捉弄降低自身的“木”性。作者就是在这打打闹闹的角色设计中给读者带来无穷诙谐幽默、轻松愉快的风趣。如果没有这一“火”一“木”的打打闹闹，《西游记》将变得索然无味。沙僧理应属于“五行”之“金”，有时又有“土”的特性，作者便有意以“金”“土”喻之，将其性情写成像“金”一样晶莹，表现出真金不怕火炼的特点；又像“土”一样厚重，显示出厚德载物的本性。在取经路上，他一方面帮助师兄除妖伏魔，另一方面又以一片丹心维系着取经群体的内部团结。面对师父的刚愎自用，沙僧就来了个顺其自然，言听计从；他尊重孙悟空，经常苦谏唐僧不要咒念紧箍折腾师兄，又经常对师兄的“暴躁”施之以柔克刚，用“打虎还得亲兄弟”等古话劝其息怒；他理解体谅二哥猪八戒，经常接过行李担来替他挑一程，还经常婉言劝说八戒不要动不动闹“散伙”。对两个师兄闹矛盾，他更是不偏不倚地扮演了“调和”角色。在稳定取经队伍方面，沙僧这一角色不可或缺。另外，不要小看小白龙这“水”的作用，他不仅任劳任怨地充当唐僧的坐骑，加快了取经队伍的行程，而且还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宝象国的“垂缰救助人”就是突出的例子。无“水”不足以成“五行”，无小白龙，取经队伍也不健全。
总之，“五行”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哲学，建立在“五行”思维基础之上的“四众一骑”就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哲理构成，这种构成奥妙无穷，颇耐寻味。
二、“四民”意识与取经队伍的合理布局
在神秘数字崇拜中，“五”的群体组合往往有一“弱势”个体，如东西南北中“五方”的“中”、春夏长夏秋冬“五时”的“长夏”都有“凑数”之感，而“五官”在耳目口鼻之外的另一“官”也不好落实。由此我们便很容易想到，取经队伍的“四众一骑”那“一骑”也不免有一种附和“五行”的凑数感。现在，我们撇开这无关大体的“一骑”来破译“四众”组合寓含的文化密码。
“四众”自然根源于人们对“四”这一数字的崇拜。关于“四”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顺手拈来许许多多，尤其是佛教在对事物进行排列组合时，更是格外看重“四”这一神秘数字。对此，叶舒宪等先生在《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中指出：“在佛教教义、文献中，存在大量的‘四’结构，其象征功能渗透于整个佛教中。”如“四无量心”、“四恩”、“四苦”、“四漏”、“四业”、“四依”、“四智”、“四缘”、“四谛”、“四禅天”、“四摄法”、“四辩”、“四信”、“四方便”、“四分”、“四众”、“四劫”、“四道”、“四大天王”、“四大金刚”等名目，不胜枚举。佛教这种广泛采取“四”这一数字对各种现象进行排列组合的思维方式，必然左右着以佛教为题材的《西游记》取经队伍的“编制”设置。
在神秘数字“四”的崇拜历史上，“四民”意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西游记》的角色构成照顾到了以“四民”为主体的社会各个阶层，正如清人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论》中所指出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非一部《西游记》也。以一人读之，则是一人为一部《西游记》；以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自读之，各自有一部《西游记》。”这里从读者的角度说明了社会各阶层均能从《西游记》中感受到自身角色扮演的存在。唐僧师徒“四众”身份复杂，他们基本上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一方面要扮演持规受戒的和尚角色，另一方面又在角色行为上流露出强烈的士农工商“四民”意识。
众所周知，唐僧作为很有资历的和尚，其行为举止和言语规范虽然是佛教徒式的，但又无时无刻不在热衷于“士”角色的扮演，张锦池先生曾经指出：“唐僧对李世民的感恩情结，是种‘士为知己者死’，属士大夫的文化心态。”在取经路上，他不时地流露出文士的雅兴。据统计，整部《西游记》共九次写到他吟诗，其中第六十四回写他在荆棘岭木仙庵与树妖木精和诗，显出了诗人气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角色还发挥着“以文制武”的文化功能。在我们的文化中，《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中的“二桃杀三士”最先投下了以文制武的悲剧阴影。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谋略来限制武将的权利，形成了以文臣节制武将的统治氛围。直到明代，依然表现出“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这就是武艺高强的孙悟空等三个高徒之所以依附于近乎窝囊的唐僧的文化背景。正是唐僧这种文弱士子角色扮演导致的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才使得整部《西游记》经常处在险象迭生的摇曳叙事中。
猪八戒，这个被通天河和平顶山上的妖精称为“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其角色扮演的确打上了世俗社会“农”这一阶层人物精神气质的烙印。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虽然最先是以一个妖精的身份出场的，然而这妖精却与众不同，他是高老庄高老的上门女婿，高老对他的评价是：“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只是一件，有些会变嘴脸。”而猪八戒也对孙悟空变的假高翠莲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这样，作者就把猪八戒写得颇像个农夫了。连他用的九齿钉钯那件兵器，也非常像件用来平整土地、施肥倒粪的农具。在取经路上，猪八戒经常因“恋家”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特别是孙悟空的嘲笑和戏弄。猪八戒作为“农”角色亮相于江湖舞台，不亚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其尴尬样和滑稽相是可想而知的。作者正是抓住了这种不和谐做尽了妙趣横生的文章。
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尽管在总体上自始至终扮演着豪侠角色，但是他的言语经常流露出商人的口气，他经常把“生意”、“买卖”等商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挂在嘴上，如小说写他初次见到猪八戒就暗笑道：“原来是这个买卖。”后来，小说不只一次地写他遇到强盗，心中总是暗笑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第三十七回写他遇到妖怪，又说：“照顾老孙一场生意。”第八十三回写他在与李天王打官司时，也声称：“老孙的买卖，原是这等做，一定先输后赢。”将商人的生意经都搬弄出来了。另外，孙悟空还善于从事物品交换，第三十四回写他机关算尽地用自身毫毛变的假葫芦来换取精细鬼、伶俐虫的两件宝贝。这种交换尽管带有欺诈性质，但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孙悟空还是懂得让贪便宜者吃亏这一经营之道的。况且，从为争名分大闹天宫白手起家，到被压到五行山下功亏一篑，孙大圣的角色扮演既显示了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渴望民主、公平的强烈愿望，又表明他们试图打破固有封建秩序的艰难。孙悟空最终加入取经队伍，走上了取经的道路隐喻着商人阶层若想在封建社会里实现自我价值，最好的出路就是倚傍文士去建功立业。总之，在孙悟空身上，我们多多少少地能够嗅到一种商营者角色扮演的味道。
“工”本来在“四民”中就显得默默无闻，他们在社会上只有埋头苦干的份儿，沙僧不正是这类角色的写照吗？在《西游记杂剧》中，沙僧被贬下界的流沙河，从事着“推沙受罪”的职业，这理应就是“工”者要干的苦差事。《西游记》写他自吹自己的法宝降妖杖是“鲁班制造工夫盖”，这就使之与工匠的祖师爷鲁班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
总之，作者在组建“四众”这支取经队伍时是兼顾到古代社会“四民”各阶层的情况的。
三、“四角”定制与取经队伍的巧妙搭配
就审美结构而言，对《西游记》取经队伍“四众”构成具有决定影响的是中国古代戏剧以及说书等传统曲艺文学经久探索所形成的四大角色定制。
“西游”故事虽然与其他章回小说一样都曾经经过了戏曲艺术表现阶段，但“三国”故事与“水浒”故事都是以个别片段的形式上演的，而“西游”故事则是整部被编写到戏剧文本中的，它有利于角色设计的通盘考虑。这样，戏剧家的“四大角色”设计经验必然影响到了《西游记》取经队伍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西游记》里的“四众”形象具有鲜明的角色特征，他们纷纷以某种力学结构模式显示出特殊的审美张力，令人百读而难以释卷。
中国古代戏剧的角色构成经过大浪淘沙逐渐形成了按人物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特点而分出的不同类型，这在元杂剧中被固定为“末、旦、净、杂”四大角色，在明清传奇戏以及后来的京剧中又演化为分工更加精细的“生、旦、净、丑”。面对复杂的社会人生，四大角色的设置，以不变应万变，在正、邪、内、外几种力量的组合碰撞，在男、女、庄重、滑稽诸种角色扮演中，产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这种角色模式是人们根据丰富的审美经验经过万道工序提炼的。《西游记杂剧》作为现存惟一完整的“西游”杂剧，虽然在角色安排上没有明确给师徒四众挂上“旦、末、净、杂”的大牌，以至于使我们无从确认作者赋予人物的角色性质。但是，作为一部戏剧著作，各个戏剧角色所负载的功能还是很清楚的。《西游记杂剧》等戏剧的这种叙事力学结构必然渗透到小说《西游记》的角色设计之中，由此产生出未必是与“旦、末、净、杂”四大角色一一对应的人物形象系列组合，“四众”取经队伍的配备便应运而生。黄周星在《西游记》第八回附录的“回后评”中指出：
从来戏场中，必有生、旦、净、丑。试以此书相提而论，以人物，则唐僧乃正生也，心猿当作大净，八戒当作丑，沙僧当作末；若以道理言，悟道者全凭此心为主，则心猿之大净，未尝不可为正生。唐僧慈善温柔，宛如妇人女子，则正生又未尝不可为老旦。”
经过这番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充分感受到一种“戏”的味道，角色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冲突，特别是正统英雄悟空（相当于扮演正气凛然武士的大净）和喜剧英雄八戒（相当于扮演花脸的丑）之间的互动性冲突，构成了整部小说充满“戏”味的基础。于是，“四众”角色设计的张力就通过人们对“生、旦、净、丑”四大角色叙事功能的联想而充分展现出来了。
同时，西游故事曾经以说书艺术的形式流传，作为《西游记》主要蓝本的《西游记平话》应当是这种说书艺术的最佳文本。从《西游记》中，我们隐隐约约感受到评书艺术“四梁八柱”角色设置经验的遗存。换句话说，说书艺术中的“四梁八柱”经验为师徒四众的“编制”设置再次提供了审美的基本构架。
“四梁八柱”本来是建筑学上的用语，指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构造，这种构造为当年气派高雅的“四合院”整体建筑的稳固提供了保障。人们在总结评书艺术经验时，将“四梁八柱”这一术语引入。所谓的“四梁”，即指“书根、书领、书胆、书筋”，是故事的主要角色，“八柱”是陪衬、保梁的次要人物。“书根”通常是一部书赖以把社会背景、历史使命体现出来的人物，应菩萨之约、奉唐王之命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基本上起到了这一作用。有裨世道人心是唐僧作为“书根”出现的主要叙事功能，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教化，他可以满足听众和读者的道德和情感需要。从生理上看，唐僧身上充满了种种诱惑：由于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恶魔们纷纷在取经路上拭目以待，随时挑起事端；由于他有男性的玉体美颜，女妖们也纷纷不顾廉耻地做好了截留的准备，一旦得手，就马上拉唐僧成亲，随时破坏取经大业。作者赋予唐僧这两方面的资质，从而使八十一难有了自圆其说的合理起因。就身份而言，“师父”的地位使之拥有家长式的最终决定权，他的一言一语似乎都体现了一种合乎常规的理念，都需要认真贯彻执行。别看他一路上满口都是圣经贤传之语，动辄念动咒语教训悟空，但这都是伦理社会长者角色扮演的风范。不过，唐僧良善的动机获得的却是代价惨重的恶果。在现实社会里，人们可能会对唐僧这样的“师父”望而生厌，但在艺术的天地里，假如唐僧明察秋毫，不是一位屡屡惹是生非的“师父”，西游故事也就不会波澜迭起。可见，唐僧作为“书根”的功能是非常强有力的。“书筋”就是情节和人物关系之间的针线人物，是使全书生色、跳动的角色，猪八戒就是这样一位充满喜剧色彩的艺术形象。相对于唐僧这一庄重严肃的角色而言，猪八戒生来就是一副滑稽相。他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贬下界，却错投猪胎，长成猪头大耳；来到高老庄，又强娶良女为妻；被悟空降伏后还恋恋不舍，取经路上几次要打退堂鼓。离开高老庄的猪八戒，本来已经走上了“人间正道”，却又不时地触发怀旧之情；本来从此可以认真修身养性，却仍然贪吃、贪睡、好色，恶习不改。作者在对人性缺陷的尽情嘲弄中生发出许多有滋有味的话题，从而使读者在开心解颐、尽情欢笑中获得特殊的审美享受。就此而言，猪八戒作为“书筋”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书领”是提领全书的统帅人物，那蹦蹦跳跳地冲锋在前的孙悟空堪当此角色。在《西游记》中，无处不可见孙悟空的身影，作为拥有“书领”性能的他，俨如当今电视剧中的领衔主演，每次从出场到收场都少不了他的份儿。妖魔找事，靠他处理；别人惹事，由他摆平——没有本领高强、智多见广的孙大圣，取经事业自然会寸步难行。可以说，西游故事的开合自如就寄托在这位发挥“书领”作用的猴行者身上。“书胆”乃是书中的正面形象，能够起到黏和人物的作用，这一角色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沙僧头上。在《西游记》中，沙僧可以说既无大功也无大过，扮演着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角色。相对而言，虽然他本领略差，但没有他看护师父和行李，两位师兄就无法主动出击；没有他压阵，唐僧就少了几分安全感；没有他多次从中调和，取经队伍内部就可能出现更多的纠纷。一心要成就正果的沙僧办事稳重而细心，决不会顾此失彼。如第五十七回写他把被打昏的师父安排停当才去寻找肇事者。又如第九十八回写取回的经书散落尘埃，三个徒弟中惟沙僧发现书中“并无半点字迹”。沙和尚性格还有务实识俗的一面，他信奉的是：“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人。”当孙行者与红孩儿怪论亲时，他引用俗语“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提醒悟空不要轻举妄动。这说明，在取经队伍中，他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冗员，而是能够发挥“书胆”功能的最佳人选。
当然，“四梁八柱”之说绝非只是就单个角色在说书中的功能和效果而言的，实际上，它包容量极大，涵盖着各个角色之间正反、刚柔、主次、庄谐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进而使得《西游记》“师徒四众”的编制构成增添了更多的内在魅力。
好了，今天关于“变形祖师的阵容搭配”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介绍对“变形祖师的阵容搭配”有更全面的认识，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
